白俄羅斯一名參與東京奧運比賽的運動員,日前傳出被白俄官方強逼返國事件,讓奧運中的人權議題受到關注。事實上,回顧歷史,歷屆奧運常有運動員與代表隊成員提出庇護要求。
逃離壓迫 運動員奧運上尋求庇護
2020東京奧運賽事期間,傳出白俄羅斯短跑選手齊瑪諾斯卡婭(Krystsina Tsimanouskaya)遭白俄代表隊強行帶到機場,要她退出賽事並登機返國,引發國際關注,並演變成奧運期間一場戲劇化的外交事件。
在齊瑪諾斯卡婭求助波蘭駐東京大使館後,她已在5日持波蘭核發的人道簽證入境波蘭首都華沙,預料將在當地尋求庇護。
齊瑪諾斯卡婭先前表示,她因為在社群平台上批評教練,而被從國家隊撤下。根據她的說法,國家隊更直接向她表示,她一回國就會受到懲罰,她在覺得生命受到威脅的狀況下,決定走上尋求庇護一途。
事實上,過去奧運中,就曾有運動員和代表隊成員在奧運主辦地尋求庇護。
英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歷史學家凱斯(Barbara Keys)告訴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奧運為想脫離國內困境的人們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機會,最常見的是逃離政治壓迫。」
冷戰陰影下 運動員藉由奧運出走
將和平列為首要奧林匹克精神的奧運, 同時也是抗議場合以及嘗試孤立獨裁政權的平台,在過去冷戰時代,緊張局勢也顯現在運動場上。 對於部分運動員和教練來說,奧運提供他們一條叛逃的途徑。
在1948年的倫敦奧運會上,捷克斯洛伐克體操教練普羅瓦茲尼科娃(Marie Provazníková)拒絕回國,讓她成為史上第一位在奧運尋求庇護的人。在這屆奧運開幕半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爆發二月事件,共產勢力推翻民主政府而掌權。普羅瓦茲尼科娃表示,她是由於布拉格「缺乏自由」而尋求庇護。
澳洲線上媒體The Conversation報導,在冷戰期間,許多不願在共產國家生活的動運員選擇前往美國或西歐開啟新生活,儘管他們遠離家鄉的動機往往政治和經濟動機重疊,不過他們的行動自然不可避免地被以政治化的語言報導,媒體通常用「叛逃」來統稱。
在1956年墨爾本奧運期間,超過30名匈牙利運動員叛逃。在這屆奧運開幕前不久,蘇聯血腥入侵匈牙利,導致該國的政治改革告終。據信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積極遊說匈牙利運動員叛逃,在美國協助下,這些運動員從墨爾本前往美國。不過後來有報導指出,有些叛逃者很快發現,美國的生活不必然比共產的匈牙利更美好,四分之一叛逃的運動員最終返回匈牙利。
在冷戰高峰期下舉行的1972年慕尼黑奧運,留在西德尋求庇護的運動員更超過100人。美聯社報導,這些運動員想遠走他鄉的原因各異,包括想在民主國家生活、對和平生活的盼望,也有人僅是希望充分發揮自己身為運動員的真正價值。
國際賽事尋求庇護趨勢上升 難度也更高
事實上,現在舉辦國際賽事的國家對這些行動並不陌生,也有相關程序應對。即便如此,部分案例還是讓官員措手不及。
根據聯合國關於尋求庇護的協議,庇護請求人需要人在另一個國家,同時,他們提出拒絕回國的理由,須與政治、民族或其它形式的迫害相關,經濟因素並不被列入庇護理由。而運動員因為常赴海外參加國際賽事,擁有較大的移動自由,也較容易達成這個前提。
不過,冷戰時代告終後,運動員想獲得庇護身份變得更困難。在2012年倫敦奧運期間,10多名選手提出庇護請求。然而,這些庇護裁決後來延宕數年,許多運動員更面臨無家可歸等困境。
但是,運動員在國際賽事尋求庇護的案例卻有增加的趨勢。2006年的墨爾本大英國協運動會(Commonwealth Games)有26名選手和代表隊官員尋求庇護。到2018年的昆士蘭黃金海岸大英國協運動會,這個數字上升到超過200人,澳洲政府後來駁回了所有庇護申請。
應對人權問題 國際奧委會被批魄力不足
在國際奧委會(IOC)方面,並沒有對在奧運上尋求庇護的人數進行官方統計。國際奧委會曾在2012年回應德國媒體,表示「奧林匹克章程」中沒有與此議題相關的規定。
儘管在過去20多年,國際奧委會和聯合國難民署(UNCHR)合作,在難民營推廣運動賽事參與,並組織難民代表隊於2016年里約奧運首度亮相。但與此同時,在伊朗於去年9月處決曾參與反政府示威的冠軍摔角手阿夫卡里(Navid Afkari)後,國際奧委會沒有聽從國際呼籲懲罰伊朗,被批評在人權議題上的魄力不足。
國際奧委會已開始對齊馬努斯卡婭的案件展開調查,並要求白俄對此事件做出回應,而國際奧委會是否會就此事件制裁白俄,還有待觀察。
#以上專題是由央廣編譯張雅涵撰稿,海青青播報,謝謝收聽#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張雅涵
央廣新聞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