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紀念六四與以往不同,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迄今為止已有38萬人喪生。很多國家的地面實體集會受到當地「禁足令」的限制,香港警方假病毒之名禁止維多利亞公園燭光集會。病毒混淆了政治含義上的敵我識別。一方面,異議人士將病毒比作31年前的坦克,視病毒為中共;另一方面,中共聲稱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病毒是人類共同的敵人。兩種貌似對立的看法都沒有認清我們當前所處困境的實質。
首先,病毒只是有機界存在的一種傳染原體,不可能消滅,只能與我們共生。但是病毒不會主動威脅人類,要通過進入宿主後才可以進行複制。如果一個人身體健康,即便感染病毒也可以通過自身機體的調節對病毒產生免疫。一個社會也如此,只要「免疫機制」健全,病毒不會過度影響民眾的生產生活,更不會發生大規模死亡。那麼什麼是一個社會的「免疫機制」呢?
2019年六四事件卅周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悼念「六四」燭光晚會,約有10萬市民參加。今年港府禁止集會,盛況恐不復見。(資料畫面 擷自支聯會直播)
在中共體制下 病毒面前沒有人人平等
這就牽涉到中共提出的「病毒面前人人平等」的虛偽口號。擠在上下舖宿舍裡的農民工,和躲在中南海裡的人在病毒面前沒有平等可言;獲得內部疫情通報的高官,和蒙在鼓裡的黎民百姓對信息的掌握也不對等。疫情中沒有聽說有哪位中共政治局委員被感染,只聽說窮人付不起治療費而跳樓;封城期間得不到補償金的工人要被迫在風險下工作,而權貴富豪卻可以繼續操控金融牟取暴利。
要想建立真正平等的社會,就要摧毀專制和特權。這也是今天紀念1989年民主運動的意義。八九民運爭取的是自由和平等,而六四鎮壓正是維持了中共的專制和特權。當年運動中對於爭取普選、人權和自由的論述廣為流傳,但是運動中對特權與平等的討論往往為人忽略。比如當年的大字報〈香煙答記者問〉直指制度腐敗和社會等級的根源在於中南海;〈官倒內幕〉揭露中共官員和太子黨利用特權牟取暴利;〈試看今日之中國竟是誰之天下〉和〈中共太子黨家譜錄〉,歷數中共200多個第一代領導人家族(包括習近平家族)擔任黨政軍、產商學媒等要職。六四屠殺後,中共的特權、世襲制、腐敗更加猖獗,貧富懸殊更加懸殊,佔人口0.4%的太子黨和特權階層擁有全國70%的財富,而總人口中超過1億人是赤貧階層,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人民幣。
1989年5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 (圖: 六四檔案)
八九民運凸顯了特權世襲對人民的迫害
八九運動論述了特權世襲和裙帶關係對人民造成的奴役和迫害。爭取自由和平等就需要從制度到實踐徹底清除特權和等級制,保障所有公民可以全面參與公共事務,可以監督和罷免掌權者。工人在運動中嘗試建立獨立工會是邁向民主、為社會建立「免疫機制」的重要步驟。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經濟資源的平等分配,奪回被官僚和獨裁者壟斷的決策權、經營權和營銷權。
六四鎮壓後,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同構性下,一些民主國家的特權精英階層,與中共專制集團合流。中共口中的「人類共同體」不過是特權和專制統治模式下的利益共同體。統治精英無國界,資本集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允許資本的流通,不允許人的自由遷徙定居。各種本國利益優先的旗號,不過是特權階層煽動種族主義,把內部資源分配不平等造成的民怨轉為仇外情緒,割裂底層受壓迫者的聯合。
研製疫苗是科學家的任務 我們則要爭取各種分配平等
比較許多國家不同階層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貧困階層、勞工階層、有色人種遠遠高於特權階層。在實施封城隔離時,許多政府沒有為弱勢群體提供必要的食品和清潔飲水,未能對貧困階層的感染者提供充足的醫護。而專制和特權階層可以在豪宅和庭院中獨享清潔資源,即使感染,也能憑藉特權醫療和康復設施化險為夷。不少政府頒布的禁足令對特權階層缺乏約束力,淪為新的製度性束縛和監視人民的工具。
病毒不是我們的敵人,研製疫苗是科學家的任務。我們要爭取的是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的平等分配,建立起能經受天災人禍考驗的社會制度。這就需要剷除各種形式的專制和特權。未來的社會不可能是沒有病毒的真空社會,熱愛自由的人也不願成為極權控制下的套中人,所以我們需要研究如何在保證個人隱私和自由的情況下控制疫情。面對全球化下統治精英形成的利益共同體,我們還必須聯結反抗的群落,擴大反抗的力量。聲援香港反《國安法》的抗議,支持美國黑人的反種族運動,都和中國民主運動息息相關,而這一切又都關係到我們自身的生死存亡。
港警向反「港版國安法 」遊行的示威市民發射催淚彈(資料畫面:香港大學學生會校園電視臉書)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