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校學生從1989年5月13日下午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到5月19日晚上結束絕食請願，前後持續了7天。根據北京紅十字會的統計，截止1989年5月19日下午5時，北京各醫院收治的絕食請願學生人數累計為：門診8258人次，留院觀察6597人次。
所謂的留院觀察，就是住院治療。需要住院治療的學生，病情都比較嚴重，因為絕食引發各種疾病，主要的有低血糖、胃病和腎衰竭，雖然經過住院治療控制住了病情，但還是會留下後遺症。
值得慶幸的是，沒有學生因為絕食請願而死亡，這要歸功於北京的醫務人員。從5月13日北京高校學生開始絕食請願，北京市紅十字會就向天安門廣場派遣了醫務人員，建立了急救站。另外有眾多的志願醫務人員，包括醫科院校的師生，紛紛前往天安門廣場參加救助絕食請願學生的工作。這些志願醫務人員定時檢查每一位絕食請願學生的健康狀況，如有問題即及時予以救治。北京各醫院也主動派出了許多救護車，日夜在天安門廣場隨時待命。
北京紅十字會建急救站 醫護志願救援學生
我在5月13日下午就隨同絕食請願的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一直與絕食請願的學生在一起，5月16日轉至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身為教師的我當時33歲，比學生年長10多歲，身體狀況自然不如學生，因此在絕食請願期間曾多次被送醫救治。
我不記得就醫的醫院名稱，但我記得醫務人員的救治學生的情況。醫務人員普遍理解和支持絕食請願學生的訴求，對送醫救治的絕食請願學生充滿愛心，精心治療，細心護理。在登記就醫資料時，一位年輕的護士流著眼淚對我說：「您是老師，已經不年輕了，不應該絕食呀！」我很感動，對她說：「我本來沒有准備參加絕食，只是護送參加絕食的學生到天安門廣場，到了天安門廣場後才決定在這個時候不能離開絕食請願的學生，必須與他們在一起。」
我還記得送醫救治的學生們只同意接受治療，不同意進食，表示接受治療後還要回到天安門廣場繼續絕食請願。有些學生的病情比較嚴重，不進食不利於恢複健康，醫務人員哭著勸說他們進食，但他們還是堅持不進食。我也以教師的身份勸說他們進食，但也不起作用。醫務人員也曾勸說我進食，也被我拒絕了，我表示，只要學生們還在絕食，我也就不能停止絕食。
還有一件事讓我記憶深刻。在我右邊病床上的學生二十歲左右，病情比較嚴重，是絕食引發的腎衰竭，本來個子就不高大，患病後就顯得格外瘦弱，讓人感到心疼。我與他交談，詢問他是哪個學校的，告訴他我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我知道他短期內不可能出院，於是就對他說，我很快就會出院了，你如果有什麼事情，我可以幫你去做。他說，他的女朋友是他的大學同學，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不知道他在這家醫院住院治療，想寫一封信讓我交給他的女朋友。我說，沒有問題，我保證會將你的信送到你的女朋友手中。
我最後一次被送醫救治是在5月19日午夜，當時我作為新華門絕食請願區的兩位協調人之一，正在緊張地組織師生們應對戒嚴部隊的武力清場行動，突然間就暈倒了，被身旁的師生送入臨時救護站帳篷，志願醫務人員經檢查後決定立即將我送醫救治。我說，我身為協調人之一，在這個關鍵時刻不能離開新華門。志願醫務人員說，你的血壓非常低，低壓只有40，高壓只有70，必須馬上送醫救治，否則會有生命危險。青年教師劉斌、許章潤等人也勸說我趕快就醫，不要擔憂新華門絕食請願區的事情，有他們在呢。
學生送醫仍堅持不進食 憂戒嚴急返廣場
我被救護車送到醫院的時候，發現醫院的大廳裏已有許多被送來救治的絕食請願學生，其中有學生堅持要馬上回到天安門廣場，說現在是關鍵的時刻，應該與同學們一起堅守天安門廣場。醫生和護士不斷勸說，即使要回天安門廣場，也得先接受治療，至少要輸液補充體力，如果輸液以後情況不錯，保證派車送回天安門廣場。
我在輸液的過程中就睡著了，都不知道後來是如何被送到病房休息的，原以為是自己太虛弱、太疲倦了，後來才知道，醫務人員特意在輸液時添加了鎮定劑，一方面是為了讓我們好好睡一覺，恢複體力，另一方面是防止我們在輸完液後就急於離開醫院。等我一覺醒來，已經是5月20日下午，發現自己躺在病房的病床上，病房中的每一張病床都躺著絕食請願的學生。
我急於想回到新華門，履行協調人的職責，與師生們一起應對北京戒嚴後的嚴峻局勢，另有許多學生急於想回到天安門廣場。我和學生們聚集在醫院大廳，要求馬上出院，請醫院派車送我們回新華門和天安門廣場。醫務人員告訴我們，雖然北京已經宣布戒嚴了，但戒嚴部隊遭到了數十萬民眾的攔截，沒有進入北京市區，天安門廣場沒有遭到武力清場。醫務人員勸說我們不要急於出院，繼續在醫院休養一段時間再說。但我們還是再三堅持要馬上出院，醫院終於同意讓我們出院，並派車將我們分別送到新華門和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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