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政
進入1990年代,中國司法系統公檢法,包括羈押囚犯的監獄、勞改場、勞教所,以及看守所、收審所和收教所,開始有數量可觀的大學畢業生分配進入。但是,大多數畢業生所學專業並非監獄管理、勞教管理、心理學、犯罪學、教育學等。他們之所以願意整天跟「罪犯」打交道,主要原因在於:職業穩定,收入不菲,灰色收入可觀;而且監獄幾乎都「企業化」,犯人是天然的免費勞動力,創造大量贏利;而這些收入從來不會納稅,都用來發福利和獎金。
這些進入監獄系統的大學畢業生,跟幾十年一貫制的獄警管教絕大多數來自轉業軍人相比,前者對嫌犯較有同情心,審管手段相對文明;後者態度粗惡,甚至暴虐,少有拿犯人當人的。這並非說中國司法文明程度高,反而建政幾十年來,鎮反、反右、文革和八九民運等政治運動中「政治犯」的普遍存在,足以證明言論、出版、新聞自由等基本政治文化人權被剝奪、司法不獨立、政治專制。
專案員警向收審所員警提出,改變我在監倉的惡劣生存環境。值班獄警將我押送回監倉,要求阿偉將我的鋪位安排在靠近門的位置。我說不用了。我要靠自己改變艱苦處境。適者生存。細緻到每日僅有的吃喝拉撒,否則就是「強姦犯」的下場。囚犯死在監倉,所方找個藉口推脫,易如反掌。
收審決定書。(圖文無關/取自網路/本文作者提供)
每個囚犯的生存欲望都非常強烈,為了捍衛生存權利而不擇手段。在每一座監所,囚糧不足以果腹,高強度的勞動,人性被扭曲,都顯出動物的獸性。饑餓、疾病、酷勞、羞辱、沒有人格尊嚴。除非死了人,家屬有可能瞭解冰山一角,外人不可能瞭解內情。看守所、收審所、監獄、勞改場、勞教所,都是封閉的黑屋。黨化公檢法,自己既是偵辦方,也是公訴方,更是裁判方,都是一家人,社會、媒體和公眾沒有監督權。
囚犯跟外界的聯繫是斷裂的,信件、物品都要拆封檢查,犯人接見旁邊有員警看守,收音機、電視機被嚴格禁止或設定頻道,沒有報刊和書籍。囚犯權利不得保障,沒有任何隱私可言。外界包括媒體瞭解的,都是經過關押場所嚴格篩選而美化的資訊,這些透露 給外界的資訊都是不真實的。對於這些獄中黑幕,囚犯出於中國傳統的「報喜不報憂」思維,一般在會見親友和律師時都不願說明實情,何況說了也白說。
中國大陸沒有一本全面真實的監獄小說、監獄電影,而監獄文化是考察司法黑暗與公正,野蠻與文明的載體之一,也是犯人是否享受人道待遇的明證。不同政見者牢獄親歷著作,在海外有出版發行,但在中國大陸被嚴禁出版。當局的胸襟和人道立場,由此可見一斑。即使已被官方定性錯誤的「文革」,遭受嚴酷關押的知名知識份子的回憶錄《牛棚雜記》、《幹校六記》等等,也僅記錄關押經過,而對當局的政治迫害暴虐手段,缺少制度性討伐和清算思考,或者有思考也不敢寫出來。
取證返回途中,我又讓員警代買了許多食品和香煙,但在收審所第三道大門口,全被值班看守沒收。只有藏在褲襠的兩包香煙,僥倖逃過黑手。
以第一次坐牢的經驗,體內儲存的營養,我最多可以支撐一個禮拜,脂肪消耗差不多的時候,胃部也馬上萎縮,緊跟著就是強烈饑餓感的折磨。入獄頭15天是最難熬的,以後就會逐漸適應,人也就變得形銷骨立。
人圈
監倉跟牲口圈一樣,牲口尚有吃飽喝足的權利,吃得好睡得香,養得鰾肥體壯,等待屠戮或幹活;而等待收審囚犯的則是遙遙無期的羈押——僅夠活命的粗劣飯食、污濁擁擠的容身空間、隨時面臨毆打的恐懼,沒有絲毫人格尊嚴。所有的罪惡應該得到刑罰,在他們得到懲罰的過程中,健康權、吃飯權、醫療權、放風權、休息權、閱讀權絕不應該被剝奪。就人道待遇而言,所有的中國囚犯都值得同情和悲憫,不管他們是政治犯還是刑事犯。
李敖曾說,坐牢必有四失:時間、朋友、敵人和空間。昨天、今天和明天都被拷貝得一模一樣,每天重複,時間不被用來學習和創造,生命也就失去活著的價值;朋友關心著你,卻被高牆隔斷,有的朋友也對政治犯敬而遠之,惟恐被無端牽連;政治犯的敵人不是私敵,而是龐大嚴密的制度,你被投進監獄,你的敵人就意味著暫時少了一個反抗者;空間就是六面水泥牆,時間久了,思維就圍著侷促的空間打轉轉,變得遲鈍起來。臺灣兩蔣時代的監牢跟大陸共產黨的監牢,管制手法確實很相像,甚至連打飯洞的位置和大小,都絲毫不差。
以上,在李敖著作《快意恩仇錄》中,臺灣早期「台獨」學生領袖謝聰敏著作《臺灣的黑獄——談景美軍法看守所》,都有詳盡記載。李敖跟國民黨鬥幾十年,鬥死老子蔣介石,又鬥兒子蔣經國,非常罕見。中國大陸許多人誤讀了李敖。李敖的價值,首在幾十年公開反對國民黨獨裁恐怖統治、不屈不撓的姿態;其次才是作為作家、政論家的李敖。今天中國大陸獨獨稀缺的,就是像李敖這樣錚錚鐵骨反獨裁的鬥士,李敖是所有求自由的中國知識份子的楷模。
收審所的日子,喪失時間概念,每天被起臥、打飯、開關門和電視機等標誌事件,劃分為幾個時間段。清晨6點,值班獄警拿著鑰匙,嘩啦啦依次打開幾十個監倉,時不時吆喝「起床,起床了!」聽到開門聲,頭腳交錯擠睡在一起的囚犯,從水泥地板上爬起來。每人身下墊一條配發的淺紅色毛線毯,長2米、寬1.5米,幾對折鋪在身下一尺來寬當被褥。這也是監倉不超員狀況下,一個人的睡躺寬度。起床後,將毯子折疊整齊,然後拿到水泥炕上,交給值日犯人。每個人都給自己的毯子做了記號——或在邊緣某個位置用線頭打結,或用筆劃上符號,彼此不會搞混淆。家屬送進的衣物卷成包裹,睡覺當枕頭。冬天,所裡發放三合板,一張張緊密鋪墊在水泥炕上隔潮保暖。然後,囚犯拿著毛巾、口杯去廁所排隊刷牙洗臉。當過兵的囚犯,會被安排專門整理被毯。毯子靠牆疊碼成高約50公分的一長溜被垛,外面用較新的毯子裹住,被垛捋得有棱有角。白天任何人都不得靠坐被垛,包括號長和獄頭。每日,值班獄警都會趴在監視窗檢查內務,然後通過每個監倉的喇叭,公佈評比結果。洗刷完畢,全體囚犯排成兩排坐在過道,等待開早餐。其他人安定下來,值日囚犯拿著撕下的一塊毛線毯頭,屁股撅得高高的,張開兩臂彎腰擦拭水泥炕和走道。隨後,依次將毛巾三折對疊,整齊地掛在走道鋼條上。
半個小時左右,會聽到叮叮哐哐的聲音傳進監倉。外役囚犯拖動竹籮筐、大水桶,順著倉號送早餐、開水。有飯票的犯人,可以用來買包子、饅頭、油條和糯米糰,其他人是沒有早餐的,只有白開水。每天兩頓的囚飯,每人一大勺劣質米飯和一勺水煮菜。米飯裡經常有老鼠屎、小石粒;湯菜裡難得看見油花子。飯票是囚犯親友把現金交給管伙食的後勤獄警,然後由獄警將現金兌換成等值的塑膠飯票,隔幾天發放給囚犯。午、晚餐都會有加菜,只能用飯票買。加菜是伙房單獨做的,油水很足,每份都有幾大塊連毛帶皮白嘟嘟的肥豬肉,但是營養、味道要比囚飯好多了。有時加餐也有烤鴨、燒鵝和燒雞。一隻烤鴨60元,幾個人合夥買一隻。60元在1994年前後,這幾乎相當於內地中小城市一些人的月工資。
這僅是收審所黑色經濟的一部分。加餐飯菜的香味飄散在監倉,對那些面黃肌瘦、饑腸漉漉的囚犯,誘惑委實很大。每個週末,全所所有囚犯集體加餐一次。所謂集體加餐,每個囚犯一大塊紅燒肉,大者一兩,小者半兩,人人有份。外役囚犯按每個監倉關押人頭配肉塊,要多也就多那麼幾塊。肉盆由號長端著分發,按犯人地位高低,肉塊從大到小。為此,囚犯之間常常起爭端。
其餘時間,犯人要麼靠牆坐著發呆,要麼爬在水泥炕沿上寫信,要麼三五人圍在一起玩撲克牌、象棋和麻將。沒有書可讀的。日子每天如此重複。
囚犯小團夥,是以「鍋」為標誌的——幾個人飯菜混在一起圍堆吃飯。每鍋2—5人,主要由那些有飯票的人組成,也有以省籍老鄉組成的。每鍋就是一個利益體,實行「共產主義」,食品和用品,每個「鍋員」平等享用。即使一支香煙,也是每個「鍋員」輪流吸一口。如有「鍋員」受到欺負,其他人都會出手支援,打群架都是這樣引起的。每個監倉結成的「鍋群」,一般在3、4個,「鍋員」也就十多人,大多數人獨自吃飯,勢單力薄,淪為被欺負對象。
收審所囚犯跟看守所一樣,因在偵查取證期,不能會見親友;進出信件,全部通過管教檢查,嚴禁涉及案情、監倉內情。半年以後,我才獲准通信;其他囚犯,入倉即可通信。關鍵字句,我用英文書寫。管教問起什麼意思,就隨口編一個。
(待續)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