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創辦人傅希秋牧師,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見證人之一。他出生在農村,由於家境清寒受盡屈辱,自小強烈渴盼公平與正義。1989年天安門學運爆發,傅希秋正在山東聊城師範學院大學就讀三年級,他在山東發起大遊行,並帶領同學前往北京聲援。六四開槍後,他曾在校園親眼見到穿著血衣的同學,歇斯底里的哭喊!接著當局開始抓人,他被出賣,被迫寫悔改書,一度深陷谷底,對人性絕望,最後憑藉著信仰的力量支撐渡過。
回首「六四」,傅希秋牧師期望有一天,當民主、自由憲政的中國出現的時候,會有一個公義和解委員會還原歷史真相,處理相關問題;他並認為,在中國經濟現代化之後,心靈現代化更是當務之急,否則,不能保證「六四」屠殺不會在中國再度發生。
以下是傅牧師接受央廣獨家專訪的文字紀錄。
記者問:請先聊聊您的家庭背景?
傅希秋牧師答:1989年的時候,我在山東的聊城師範學院(現在改為聊城大學)讀英文系三年級。我從小生長在一個貧窮的農村家庭,我媽媽是叫化子,在1958年的中國,因為毛澤東錯誤政策導致飢荒,我的媽媽跟她的前夫没有任何能力扶養我的哥哥和姐姐,也無法提供一個住的地方,所以我媽媽就帶著我的哥哥和姐姐過著乞討的生活。
在這個日日夜夜乞討的日子裡,經過很多村莊,最後,到了我父親所在的村莊,然後結婚。我父親也是一個殘疾人,所以呢,生長在這樣一個家,遇到的情況就是家貧外人欺。很多小朋友啊……他們都會欺負你啊!被人瞧不起,所以心靈上一直是希望有個改變,改變自己的家庭狀況,希望能夠有一天,即使不是出人頭地吧,至少要與人平等,不要遭受這種不公義的對待。
記者問:您為何參與1989年的學生運動?
傅希秋:1989年北京學生上街提出的訴求就是:反腐敗、反官倒、提高教師待遇等等。當時我也是我們大學裡面的學生領袖,我想,北京的學生已經行動起來了,我們也應該行動起來,所以我就組織了我們全市第一次大遊行,後來也帶領同學去了北京。
實際上,當初的想法很單純,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遊行來表達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反腐敗等等,逐漸的,隨著運動深入,參與的人開始喊出要有新聞自由、要民主這些口號…其實最初的理想還是希望中國共產黨本身能夠改變,通過更深入的改革使中國的政治生態能更好,但沒想到的是,1989年6月4日,中共政權調動軍隊和坦克,開始屠殺無辜的市民和學生。
記者問: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您人在哪裡?
傅希秋:我是6月4日前三天,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因為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在天安門廣場生病了,被緊急送往醫院,我去醫院陪她,所以,我没有成為「坦克人」!我没有在廣場上親眼看到殺人情景!但「六四」發生之後,我馬上被人找去學校的校園,我還記得當天的場景,同學身上衣服有血,而且有人是從天安門廣場草叢裡爬出來的,跪在學校的操場哭喊著說,「他們真的殺人啊!動槍啊!」我心裡很震撼,雖然我們知道共產黨高官或子女腐敗,但是,當時受的教育,也還是希望相信政府、相信黨,人民政府肯定不會去屠殺人民,更不會調動人民的軍隊去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結果這真的發生了。
所以,首先是震撼,震撼之後,我們這些所謂的學生小頭目就被強迫去自首,去公安那邊,然後日日夜夜要寫材料,要有悔改要反省,就像對待罪犯那樣…那個時候,我從極度的憤怒,逐漸衍變成絕望、失落…尤其是當我發現「六四」期間的支持者開始背叛,甚至是不惜說謊的時候,我無法理解,更不能接受為什麼人會變成這樣?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觀點,但不要以謊言來背叛朋友!
我逐漸從對政府的絕望、變成對黨的絕望、以及對人性的絕望…這種絕望又變成一種憤怒,並轉化成仇恨。那時我心裡想,作為一個農村的孩子,也許我會被關到監獄裡面去,如果變成政治犯,我還不如一死了之,因為這會影響到全家人、全村人、甚至可能全縣人都受到影響。我寧願是榮耀的死,也不願被屈辱,所以當時想到要自殺,甚至想到要殺人,殺掉後來迫害我的人!
就在那時候,我拿到一本書,這是中國山西基督徒的見證:民國初期,有一個很聰明的人染上鴉片毒癮,在吸鴉片的過程中差點死掉,後來他遇到外國傳教士傳福音,因此成為基督徒。信仰為他的生命帶來顛覆性的、革命性的變化!他接受耶穌基督做為生命的主宰後,不僅戒掉鴉片,而且還去山西各地建立戒烟所。當時我被這個見證深深震撼了!這是我一個同班同學不想看而給我的小書,我卻因為這本書而有了信仰,成為基督徒。
記者問:「六四」發生至今已30年,您認為它能終獲平反嗎?
傅希秋:今年是「六四」30年了,30年前的學生運動,屠殺確實是發生了!當年執行屠殺,甚至直接下令屠殺的鄧小平,也已走入歷史,可以說去到了他該去的地方;我覺得,從公義的角度,那些手上沾滿「六四」亡靈鮮血的人,將來還是會得到公義的懲罰。
但是,現在要去平反,讓一個極端不悔改的集權政府,尤其現在的習近平是文革以來最集權的政府,你再號召他給「六四」平反,這根本就是恥辱,這個政府根本不配給「六四」平反!相信有一天,當一個民主自由憲政的中國出現的時候,應該有一個公義和解委員會來處理這些歷史問題;今天最重要的是還原真相,拒絕遺忘,並教導下一代,讓他們知道歷史的精神是什麼;另外,從一個基督徒的信仰的意義上來講,「六四」確實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慘無人道的政府對手無寸鐵的人民發動的大屠殺,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從屬靈的意義上說,如果上帝不許可的話,當然也沒有一件事情會發生,儘管這是個邪惡的事情,是一個極大的悲劇,但我們也透過這個邪惡的政府行動,促使整個民族覺醒。
記者問:您認為「六四」之後,帶來最大的改變為何?
傅希秋:「六四」之後的知識份子後來紛紛成了基督徒,用「六四」21個通緝犯之一的遠志明的話來說,就是「失了大地,得了天空」,我們這一代人不再去迷信任何體制、任何主義,任何權力機制所給予的那些承諾也好,任何的制度安排也好,我們這些原先把改變希望寄託在制度安排的人,可以說完全絕望!於是開始思考,在制度改變之前應該先有心靈的改變,在社會改變之前,應該先有民眾本身素質的改變,也就是在物質和制度現代化的時候,應該先有心靈現代化,若無,即便把美國憲法修正案或英國大憲章搬到中國,也不能夠保證「六四」屠殺不會再重複發生!
這是為什麼我後來成為基督徒和傳道人,建立「對華援助協會」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保護中國未來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和法治,這是我們的使命,因為我們認為宗教和良心自由是人類的第一自由(frist freedom),沒有第一自由,其他都談不上了。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林依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