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深夜，我和劉蘇裏在北京西北郊我的一位北京大學中文系好友家中了解駱一禾的死亡情況。離別之際，劉蘇里悄聲問我，你的這位好友可靠嗎？我回答說，絕對可靠。於是劉蘇里臨時決定將每天隨身攜帶的雙肩挎包交給我的好友保管，囑咐第二天將雙肩挎包送到北京大學學生宿舍第28樓還給他。出門後，我好奇地問劉蘇里，為什麼要留下雙肩挎包？劉蘇里回答說，在這之前乘坐出租車來的時候發現十字路口的陰影處有許多人影，懷疑是軍警。
果然不出劉蘇里所料，在歸途中，當我和劉蘇里乘坐出租車經過十字路口時遇上了武警設置的警戒線，被迫停車接受詢查。我和劉蘇里表示是探親訪友歸來，並出示了中國政法大學的工作證，但武警表示，所有的人和車都必須接受檢查，然後才可以放行，隨後將我和劉蘇里以及出租車進行了仔細的檢查，在確定沒有違禁品之後才予以放行。我和劉蘇里都十分慶幸事先已將雙肩挎包留在了我的北京大學好友家中，否則將難逃一劫。劉蘇里身為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的聯絡部長，雙肩挎包中有許多重要的資料，其中包括通訊錄。我笑著對劉蘇里說，你小子夠機警的，我雖然出身於公安邊防部隊都自歎不如。
機警保護重要資料 讓許多民運人士逃過一劫
事後我得知，我和劉蘇里之所以遭到武警的截查，是因為戒嚴部隊已經接到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命令，開始實施清場行動。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的任務是協助戒嚴部隊，在北京各交通要道設置警戒線，以保證戒嚴部隊能夠順利開進。
1989年6月1日，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提供了一份報告，其中提到：戒嚴部隊的全體官兵已經做好了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準備，只待中央軍委一聲令下，即可開赴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這份報告，是促使鄧小平、李鵬、楊尚昆等人最後下達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的一個重要因素。
1989年6月2日上午，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中共元老與中共中央政治局3名留任的常務委員李鵬、喬石、姚依林一起開會，共同就「迅速制止動亂，恢複首都秩序」，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行動做出了決定。當天下午，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傳達當天上午鄧小平等人會議的決定，下令立即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命令一部分尚在北京郊區集結待命的戒嚴部隊於1989年6月2日午夜進入北京市區，向預定的戒嚴警戒目標開進。會議結束後，實施天安門廣場清場行動的命令快速傳達到戒嚴部隊軍一級指揮官，該命令的保密等級定為「絕密」，在中國官方的3個保密等級「秘密、機密、絕密」中屬於最高等級。
高層下達清場命令 武器彈藥以民車掩護進京
在天安門廣場清場命令下達後，隸屬於北京軍區的第24集團軍、第27集團軍、第65集團軍、第63集團軍的步兵第187師和步兵第188師的兩個團率先行動，奉命在6月2日晚上12時以前，以秘密行動、分散潛入的方式，分別進駐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和人民大會堂。第24集團軍進駐的地點是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第27集團軍、第65集團軍、第63集團軍進駐的地點是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為了避開學生和民眾的攔截，官兵們分批、徒手、穿便裝向目的地開進，武器彈藥另外安排車輛運送，這些運送武器彈藥的車輛全都化裝成民用車輛，掛著由北京市政府所提供的民用車牌。
雖然採取了秘密行動、分散潛入的方式，但由於人數眾多，最終還是引起了學生和民眾的注意，開始予以攔截。第24集團軍主要在東長安街、正義路受阻，官兵們經過許多次強力突擊，除了有1百多名官兵退守東單體育場，其他的官兵陸續抵達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第27集團軍主要在珠市口、前門一帶受阻，雖然絕大部分官兵在6月3日淩晨前陸續抵達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和人民大會堂，但仍有部分官兵未能擺脫學生和民眾的圍堵，最後在中共北京市宣武區黨委、宣武區政府、宣武區人民武裝部的幫助下才陸續脫困。第65集團軍的開進相對順利，基本上沒有遭到學生和民眾的攔截，官兵們先是分批、徒手、穿便裝分別從後門和東門進入中南海，集結後再經由地下戰備通道進入人民大會堂。
6月2日東長安街軍人疲憊不堪。(作者提供)
解放軍進駐人民大會堂 血腥鎮壓風雨欲來
人民大會堂雖然很寬敞，但由於進駐了數萬名戒嚴部隊官兵，宴會廳、會議廳，包括走廊、廁所在內的所有地方都擠滿了部隊官兵，人滿為患，空氣越來越汙濁，氣溫也越來越高，官兵們的情緒也變得不穩定，第65集團軍高射炮兵旅因而發生了槍走火傷人的事件。另有一些女兵由於長時間無法上廁所，被尿憋得難受而哭鬧不休。
到了1989年6月3日淩晨，天安門廣場實際上已經處在數萬名戒嚴部隊官兵的包圍之中。學生和民眾雖然對此有所警覺，開始在面對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前集結，建立了糾察線，防止戒嚴部隊官兵出來前往天安門廣場，但沒有意識到血腥的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會在當天晚上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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