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3日中午，我隨同王軍濤、劉蘇裏抵達北京大學第29號學生宿舍樓第3層某博士生宿舍，參與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部分成員的例行聚會，討論當前的形勢及任務。我當時並不知道這裏是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新的例行聚會地點，最先的例行聚會地點是在位於建國門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後來改到位於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校園的中國文化書院。
當天與會者有王軍濤、劉蘇裏、王丹、甘陽、老木、邵江、楊濤、丘延亮等人。我是第一次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上露面，從而引起了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教師丘延亮的註意，特意詢問了我的個人情況，並將我的姓名、工作單位、聯絡方式等基本資料記在了筆記本上。後來我知道，包括丘延亮在內的海外人士隨手記錄的八九民運參與者的個人基本資料，無形中為六四屠殺事件後的海外人道救助工作（包括所謂的“黃雀行動”）建立了一份最基本的檔案資料。
沒人料到血腥鎮壓當晚就發生
與會者雖然沒有預料到當天晚上就會發生血腥鎮壓事件，但鑒於北京局勢急劇惡化，武力鎮壓的跡象日趨明顯，加之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人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引發了人潮，決定立即向天安門廣場增派一支特別糾察隊，任務是維護秩序，保護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者和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於是，我自告奮勇表示，可以馬上回中國政法大學組建一支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王軍濤有點擔心我的健康狀況，因為我在絕食請願中曾多次被送院救治，目前尚在休養之中。劉蘇裏表示可以協助我，他正好要去天安門廣場替代陳小平擔任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者的新聞發言人。
1989.06.02 周舵﹑劉曉波﹑侯德健和高新四人在廣場紀念碑絕食，與學生共進退。(圖：六四檔案)
例行聚會尚未結束，我和劉蘇裏即匆匆動身趕回中國政法大學組建特別糾察隊。由於時間緊迫，我們顧不得以往保密的慣例，通過中國政法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廣播站播出了組建特別糾察隊的決定，呼籲學生們在聽到廣播通知後立即到教學大樓前報名參加特別糾察隊。通知一經播出，隨即有許多學生紛紛趕來報名，我和劉蘇裏從中挑選了約四十名男學生，每人發給一塊臨時由教學大樓上扯下來的橫幅撕成的紅布條，紮在額頭，作為特別糾察隊的標記。
學生組特別糾察隊卻瀰漫別離氣氛
正當我忙於整合特別糾察隊隊伍的時候，一位學生從北京市區帶來了軍警在六部口動用武力搶奪彈藥車的訊息，軍警使用警棍，施放催淚瓦斯，導致許多民眾受傷。這個訊息讓大家意識到局勢已經緊張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大規模的武力鎮壓行動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因此，當特別糾察隊臨行之際，許多聞訊而來的中國政法大學師生簇擁在校門口揮淚相送，現場彌漫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氣氛。我作為特別糾察隊的領隊，又身為教師，心情有些沈重，擔憂是否能夠將特別糾察隊員平安地帶回來。
也就在此時，一位同事匆匆前來通知我趕快去中國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接聽電話，我的弟弟從溫州打來了長途電話。自從八九民運爆發以來，遠在溫州的家人曾經多次來電話和電報詢問情況，但都因為我一直身處天安門廣場或新華門前，而未能聯系上。在長途電話中，我顧不得對焦慮已極的弟弟多做解釋，只是簡單告訴他眼前北京的形勢非常緊張，武力鎮壓行動隨時都會發生，我馬上要帶領特別糾察隊趕赴天安門廣場，如果萬一遭遇不測，拜託他代為盡人子之孝。同時叮囑弟弟千萬別將真實情況告訴母親，免得多年守寡撫育我們長大的母親擔憂。
下午3時10分左右，我和劉蘇裏率領特別糾察隊成員搭乘一輛途經中國政法大學東大門的大卡車前往天安門廣場。當時北京各界民眾都非常支持學生，學生搭車十分方便。一面中國政法大學的校旗在大卡車車頭迎風飄揚，一路上不斷贏得沿途民眾的掌聲和歡呼聲。我們特別糾察隊的每一位成員都無不激動萬分，似乎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市民掌聲和歡呼聲中趕赴紀念碑
沿途已見不到遊行隊伍，車速飛快。下午3時40分左右，我們這些特別糾察隊成員即抵達了天安門廣場。經過劉蘇裏與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聯系妥當之後，我帶領特別糾察隊成員於下午4時左右接管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最高層的糾察任務，特別糾察隊成員分布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出口處。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是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所在地，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者的絕食棚也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最高層的北側。
在我們特別糾察隊到來之前，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的糾察線已經鬆懈得近乎消失，沒有成建制的糾察隊，只有少數的工人糾察隊三三兩兩地散布著，閑雜人員幾乎可以來去自由。因此，我們特別糾察隊的到來，應該說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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