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去年首度出現人口負成長,專家指出,今年恐面臨16萬新生兒保衛戰,要延緩人口老化,更該回頭關注結婚率下降的原因,除了發補貼,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感受政策的穩定性,例如穩定、優質的公托環境。
台灣總生育率(平均每位婦女生育量)在2003年跌破1.3人,進入所謂的「超低生育率階段」,政府在2010年把生育問題視為國安議題。不過,台灣去年首度邁入人口負成長,2020年人口總數2356萬1236人,比2019年減少4萬1885人,年減0.18%。
專家們針對生育率、高齡就業,提出可能解方與挑戰
曾任政務委員、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直言,比較台灣2000年與預測2040年的人口總數,大致都在2200萬人左右,總數差異不大,但人口結構差很多。2040年後將面臨雙重危機,一個是人口結構持續老化,另一個則是人口基數下降,形成老化與人口數量急遽下滑的雙重循環壓力,「未來可能每100年台灣人口總數會減半3次」。
多數人認為台灣少子化問題癥結點在於已婚夫妻「生太少」,應該致力提高生育率減緩高齡化速度。薛承泰認為,台灣從戰後嬰兒潮每年平均40萬新生兒,到1980年代約20萬人,2000年之後則在16到20萬人。
薛承泰認為,生育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就會維持在一個水平,但因為基數下降,生育數仍會繼續下滑,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民眾晚婚、晚生,結婚時間連帶影響生第一胎時間,第一胎如果太晚生,就很難再催出第二胎。
年輕人遲婚遲育到最後不婚不生不育的原因何在?
薛承泰指出,台灣去年人口首度出現負成長,加上台灣2020年累計結婚對數為12萬1702對,比2019年減少1萬2822對,結婚率僅千分之5.16。預期結婚對數會連帶影響今年的新生兒人數,「今年是16萬新生兒保衛戰」。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鄭雁馨認為,從數據來看,結婚者平均生育水準都達到2個子女,出生率下降問題,背後的關鍵是愈來愈多人沒結婚,更該思考結婚率下降背後的2個關鍵議題。
第一、了解為何這麼多人不願意結婚或沒有結婚,是徹底的不婚主義,還是理想跟現實有落差,或缺乏社交技能找不到對象,也就是釐清不婚的結構。第二,如果已經有伴侶的人,碰到什麼困境無法結婚。
鄭雁馨解釋,台灣在生育政策上太過直線思考,「不是直接效仿其他國家作法,1年就能生出30萬新生兒」。除了發補貼,更重要的是要讓年輕人感受政策的穩定性,例如穩定、優質的公托環境。
鄭雁馨表示,祭出政策前,更要思考台灣有沒有這個土壤可以執行。舉例來說,日本和韓國都投入很多資源推動男性育嬰假政策,育嬰假期間可長達1年,但使用比例都是個位數百分比,關鍵在於企業文化並沒有改變。也就是說,除了可以想到的婚育補貼與做法外,政府也要往產業面思考,有沒有可能改善既有企業文化與職場歧視。
另外,相比於歐盟平均非婚生育率41%,亞洲地區像是南韓、日本、香港、台灣都是非婚生育率非常低的國家,幾乎可描述為「沒結婚就沒小孩」,台灣非婚生比例僅4%。
鄭雁馨表示,很多生育率相對高的地區,婚生子女比例不見得高,反過來也該思考,非婚生子女的污名有其歷史脈絡,放在21世紀後工業化的台灣是否仍合理?「台灣社會無法容忍非婚生子女的狀況下,年輕人遲婚遲育到最後不婚不育,某種程度也不是太出乎意料的狀況。」鄭雁馨直言不婚不生的原因。
政府應調整勞動力政策,推動「樂齡就業」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弘則認為,雖然可以努力提高生育率減緩高齡化速度,但現實是再怎麼刺激生育率,都無法補回戰後嬰兒潮1年40萬人的情況。
林宗弘指出,更實際作法應該是政府開始調整勞動力政策,推動「樂齡就業」,讓高齡者健康老化,透過延後退休年齡,這群人可以持續在職場貢獻所長。
林宗弘解釋,戰後嬰兒潮世代1年約出生40萬人,2000年後出生數一年大約是16萬到20萬人左右。如果可以讓年長者有4成願意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大約為16萬人,他們不會只依靠退休金生活,也能減緩撫養比日漸沉重的問題。
不過,要達到樂齡就業,林宗弘指出,很多制度都得一併調整,才能達到永續發展。林宗弘表示,不僅要消除職場的高齡歧視,法定退休年齡、年金制度也要調整,目前請領勞保老年年金的年齡已經延至62歲,2026 年會提高到65歲,2026到2036年間可能還要延後到68到70歲才行。
薛承泰認為,延後退休是可行方向,但不能忽略可能造成的世代間的擠壓效應,建議可以透過年長者最後10年分階段退休的方式,讓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可以逐漸接軌。
薛承泰建議,延後退休不是所有職種都適合,民間部門會務實考量勞工實際產出狀況,判斷是否繼續聘用,但公部門年資和薪資成正比,屆齡退休者的薪資或許可以聘用1.5個年輕人,未必適合延長退休時間的方式。反之,如果年長者參與勞動市場,採取開闢新創事業或提供經驗傳承等方式,當然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新聞引據:中央社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