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陲特殊化：以經濟為開端
七七抗戰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為開端。但抗戰前奏於1931年九一八事變就宣告開始。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政權對中華民國核心政策是「邊陲地區特殊化」。先是建立偽滿洲國，其後開始進軍華北，推動「華北自治」運動，試圖實現華北特殊化，實現華北的經濟體系與行政治理上的獨立，徹底掏空中華民國政府對華北的實際控制。
七七抗戰爆發前的「華北自治」浪潮，固然有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之策動，但亦有相當一部分華北地方政治勢力和士紳望族參與其中。這些華北地方勢力認為華北毗鄰日本軍隊佔領的滿洲地區、遠離南方中樞京畿和富庶後方，位處前線，因此維繫和平、保境安民、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建立，固然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但部分華北派人士甚至推動經濟特殊化，主張發行獨立貨幣。這些舉措遭到當時的中華民國中樞及層峰的強烈反對，認為有礙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更會後患無窮，因而全力阻止。因為一旦容許「地方自治」擴大到經濟貿易以及金融貨幣領域，將事實上造成中華民國中央政府對華北管治的徹底喪失。即便是後來華北特殊化發展到極致，出現了殷汝耕領導的附隨政權「冀東自治政府」，也不獲中華民國中樞承認，而軍統方面更進行了打擊。
1933年春，國軍各路派系精誠團結的冀熱長城抗戰，堪稱是對邊陲特殊化的軍事抵抗。來自西北軍的國軍第29軍締造了喜峰口大捷，打出了大刀隊的名聲。來自晉綏軍的第59軍守衛北京郊外的密雲、懷柔，傷亡慘重，思想家胡適、錢玄同為之動容，為陣亡將士公墓題寫了白話墓誌銘。國軍東北軍獨立第九旅守衛山海關時的口號是「以最後一滴血，為民族爭生存；以最後一滴血，為國家爭獨立；以最後一滴血，為軍人爭人格」。中央軍的第17軍在古北口取得南天門大捷；遺憾的是，銘刻這段戰史的紀念碑曾矗立南京玄武湖，於1965年被炸毀。源自前北洋軍的國軍第26軍原本在湖北、四川剿共，接到命令後北上長城抗敵；記錄了他們這段經歷的一座忠烈祠於1934年建立在湖北孝感，最終在1949年後被拆除。盜掘過清東陵、頂著大盜罵名的孫殿英，長城抗敵時期，率第41軍在赤峰保衛戰中付出巨大代價，中國大陸少有人知道此段歷史。
「華北自治」所推行的經濟特殊化政策，雖然以和平與經濟發展作為理由，但本質上卻是戰略上的投降。將邊陲地區特殊化，在當時局勢緊張的情況下，實質上是放棄了華北地區的國防。這段歷史也告訴後人，戰爭的爆發並不是突襲，它的累積其實是以邊境漸失、國權逐步被蠶食開始的。邊陲地區的特殊化就是這樣的寫照。
和平論調：陳嘉庚口中的「漢奸論」
抗戰期間，「和平」（又稱為「吹和風」）是最具迷惑性的口號。當時最積極鼓吹和平的不是一般人民，而是以汪精衛為代表的投降主義勢力。汪精衛政權甚至將旗下武裝命名為「和平建國軍」。汪政權標榜和平、反共、建國，但實際上卻是配合侵略者的附庸傀儡政權。因此，在後世的集體記憶中，「和平軍」與「偽軍」無異。因為抗戰的緣故，「和平」二字染上了恥辱的色彩。
抗戰時期對侵略者主張妥協的所謂「和平」，並非建立在對等協商與整體尊嚴基礎上，而是以放棄自由、犧牲國權作為交換條件的實質投降。偽滿洲國的建立便是一個典型例子：全部政權幾乎掌握在日本關東軍勢力手中；實則是一種殖民統治。
這種假和平在當時卻頗有迷惑性。因為投降派是利用「底層利益」為藉口，聲稱抗戰只會加劇人民困苦，和平才能保障人民福祉。這種說法充滿偽善，並不是謀萬世之太平，而是以犧牲子孫的代價，來作為既得利益集團與侵略者密謀的籌碼，千千萬萬人民的未來被徹底出賣。所以，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說：抗戰期間，誰言和平，誰就是漢奸。
屈服並不會換來真正的和平，和平本身必須具有韌性。抗戰時期，軍民苦撐待變、在困境中堅持、做長期之鬥爭，就是要取得真正的、堅實的和平。
疑美論：「唯利是圖、包藏禍心的同盟」
歷史在抗戰時期呈現出一個發人深思的現象：最鼓吹與侵略者妥協、主張投降的人，往往也最積極地散佈「疑美論」。在抗戰中，以汪精衛、林柏生、陳公博、周佛海等為代表，他們不斷聲稱，美國與英國雖然支持抗戰，但這兩國都是有其國家利益，在歐洲戰場已經自顧不暇，不會真正捲入亞洲戰局，更不可能為中華民國的存亡而直接參戰。抗戰時期的疑美論主義者將美英描繪成唯利是圖的牟利者，削弱民間以及國軍部隊對外援的信心，最終是為了合理化向侵略者投降的舉動。
即便是到了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正式參戰，此時汪精衛領導的偽政權仍強化文宣攻勢，將美英描繪為侵華帝國主義的代表。汪精衛本人在講話中宣稱，中華民國淪為美英武器的實驗場與資源掠奪地，美英直接加入抗戰是鴉片戰爭以來百餘年西方侵略歷史的延續。這種說法試圖離間中華民國與美英盟軍的關係，將抵抗侵略者的友軍描繪成包藏禍心的入侵者；將正義的反侵略戰爭扭曲為列強之間的競逐，將中華民國抗戰之舉視為大國博弈的棋子。
在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上，抗戰時期的疑美論體現了部分人對普世價值和文明的抵觸，他們認為東西方文明是不兼容的，所以將美英兩國視為文化侵略的總後台，覺得社會的西化是喪失民族傳統和儒家道統的原因。七七抗戰爆發前，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中就在部分傳統派知識分子和左派人士的操弄下，爆發過反基督教運動。因此，抗戰時期的疑美論，是以傳統文化作為意識形態武器的。但這些自稱是傳統道德捍衛者的人們，卻對侵略者毀滅中華文化的行為視而不見，反而認為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是東方王道的代表、是同文同種的兄弟。這也是抗戰時期，侵略者和投降主義者所倡導的大亞洲主義宣傳論調的主題。
疑軍論：貶損前線將士之犧牲
抗戰時期，「國軍戰力薄弱、無法戰勝日本」的論調屢見不鮮。汪精衛在多次講話中以「廣州戰役」為例，形容國軍防禦猶如「蚊子叮咬」，無實質效果，進而認為抗戰必然失敗。然真實歷史卻遠比悲觀論者所描述的要堅強與複雜。
的確，1938年廣州保衛戰最後以廣州失守告終，但這場戰役並不是國軍抵抗的終點。廣東所在的第七戰區迅速將指揮部遷往粵北韶關，繼續組織作戰。在粵東潮汕地區，國軍部隊堅守於崇山峻嶺和海島，牽制敵軍；在粵北與粵西，國軍發動多次反擊，在粵北地區取得重大勝利。廣州雖然失守，但山區、鐵路要道與補給線皆在國軍控制下，形成對日軍的牽制。
更重要的是，廣東第七戰區區的國軍有力支援了鄰近第九戰區的抗戰重鎮——長沙、常德、衡陽，譜寫了抗戰光輝的史詩。因為國軍在廣東的堅持，穩固了整個中南地區。若僅以廣州一地的得失評判整體抗戰成效，是對抗戰時期前線無數國軍堅守與犧牲的否定。
真正的抗戰精神非任何政黨私產
邊陲特殊化、疑美論、和平論的鮮活案例是烏克蘭與俄羅斯。2013年烏克蘭廣場革命後，俄羅斯一方面吞併克里米亞，同時開始在烏克蘭與俄羅斯接壤的東南部地區頓涅茨克（Donetsk）、盧甘斯克（Luhansk）、扎波羅熱（Zaporizhzhia）、赫爾松（Kherson）、敖德薩（Odesa）、哈爾科夫（Kharkiv）等地進行類似當年中華民國抗戰時期「華北自治」的操作，逼迫烏克蘭同意這些地方成立親俄政權；後來索性將部分地區直接併入俄羅斯。有的區域未能成功，有的區域成功了。在文宣上，俄羅斯總統蒲亭在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的演說中表示：雖然克里米亞成為了俄國領土，但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是兄弟民族，要保持和平；同時希望烏克蘭兄弟不要成為美國西方勢力的奴隸。到後來烏俄雙方爆發戰爭，蒲亭在他的經典代表作《論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的歷史統一》（On the Historical Unity of Russians and Ukrainians）中終於打開天窗說亮話：烏克蘭這個國家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是列寧（Lenin）為了革命的需要人為建立的。
八年抗戰已經勝利80年整，時代已經歷了巨大轉變，中華民國從神州大陸早已演化播遷為寶島台灣，其過往的邊境前沿從滿洲、華北，變成了今日的金門和馬祖。
在今天的外島金門，一些人或民意代表認為金馬外島的經濟體系和貿易應當特殊化、自由化，建立自貿區。
今天，「和平」、「避戰」等詞彙依舊是台灣社會不同陣營所理解的不同願景，也成為一種政治綱領。和平是一種政治正確，但究竟真正需要的是哪一種和平？
今天，疑美論在台灣部分知識階層、政黨中頗有市場，也成為很多民眾熱議的話題，其內容與抗戰時期並無太大差別：美國自私為己、輸出武器輸、視盟友為棋子。前文化部長龍應台說：比兵推更重要的是和平推，否則會成為談判桌上的菜…
抗戰時期，四行倉庫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敵人砲火的硝煙中凜凜飄蕩。抗戰時期，在敵機連續數年大轟炸的摧殘下，陪都重慶不曾屈服投降。抗戰精神從來不是任何政黨的專利，它屬於所有當年只有國家大義、沒有黨派私利的軍民；屬於今天仍在為自由和尊嚴而戰的所有人。
抗戰勝利80週年之際，重溫反抗鯨吞侵略、捍衛中華民國的恢弘抗戰精神，緬懷無數國軍先輩及民眾當年的浴血犧牲及付出，豈能只以圖騰主義的抗戰紀念為窠臼？豈能只以八股俗套的抗戰紀念為敷衍？豈能忘卻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中打響抗敵第一槍、最後陣亡金門的吉星文將軍？豈能忘卻無數先烈先賢在抗戰時期沒有被甚囂塵上的疑美論所動搖、沒有被汪精衛「和平論」所擊敗、而用生命寫下了八年抗戰的輝煌勝利？
八十年後的今天，二戰時期雙方陣營的排列組合已然不同，蓋因德國、日本、義大利經歷戰後改造成為了民主國家；而烏克蘭的戰火依舊燃燒。「表面寧靜」危機所帶來的屈辱式假和平、邊陲經濟特殊化、疑美論、疑軍思潮等等，今日即便不簡單重演，可能也會以不同形式再現。真正紀念抗戰勝利，不是為了國族主義的輝煌，而是為了歷史的真相，更是為了在波詭雲譎的當下，能夠記取教訓，不忘前人當年之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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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央廣新聞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