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國大陸如同世界的不同地區例如越南、朝鮮半島、葉門，同樣出現戰後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VS蘇聯所領導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地區性代理人戰爭。其中，中國大陸地區以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攻佔全境，國民黨則退守台灣海峽之東岸一隅至今。
1971年年底的聯合國2758號決議令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失去在聯合國內「中國」的代表權，緊接1972年2月28日美中《上海公報》發表後，標誌著國際外交關係的重大改變，競選時已承諾要實現日中關係正常化的日本時任首相田中角榮，亦於《上海公報》簽署後的半年與中國簽訂《中日聯合聲明》，標誌著兩大資本主義陣營大國同盟陸續開始與中國關係改善，並與之確立正常化的外交關係。
50年後的今天，美中關係與日中關係與當年建交時的目標與戰略考慮，不可同日而語。美中關係的開端其目的是為了打破兩極化陣營的國際環境（即蘇聯與美國），同時為冷戰時期的局勢帶來緩和作用。當時而言，這個目標是相對務實的，同時亦因為由卡特總統年代的親中政策在美中關係上取得相當大程度的改善。而之後到了雷根年代，因應雷根對台承諾之六項保證減緩了美中第三份聯合公報之影響，在美中關係上產生了一個根本性而且不可接受的前題，但因為當年中共仍需應付附近親蘇力量（包括與越南之戰爭），所以即使中共對美國支持台灣表示反對，但中共仍需要與之忍讓。就冷戰結束前的局勢而言，美國的務實方向打破了二元兩極體系下的尖銳狀態，成就了美、中、蘇三足鼎立的「大三角」體系。
80年代後期，大三角體系中的蘇聯與其衛星國體系逐漸山崩地裂，冷戰從此走向終結，三角體系之一方崩潰勢必帶來勢力均衡的改變。即使中國在1989年發生天安門大屠殺之後，美中關係沒有向壞的一方發展，反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更派出密使與中方會面，並同時希望修補因美國通過制裁北京而被受破壞的中美關係[1]；加上北京提出「韜光養晦」的外交發展策略，美國當時亦視之為和平發展的方向，因此可見中美關係在後冷戰年代初期仍維持著穩步向前的發展模式。
自從中共五代領導人習近平掌握實權之始，美中之間建設性的外交關係開始走下坡。當時新上任的習近平強調要實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中國夢」等願景，要求外交官展現更強大的「鬥爭精神」發展出「戰狼外交」的強硬形式外交政策。從香港反送中事件中圍繞著的美中互相制裁、台美關係愈加親密，美中關係面臨建交50年以來之最低點，加上自拜登總統上台之後實行之民主國家聯盟圍堵中俄之政策方向，民主峰會、支持台灣返回世界外交舞台等標誌性政策方向之實施，可以預期在「上海公報」50週年之後，美中關係從務實轉變為競爭性的戰略對手關係，民主世界陣營對上中俄陣營的格局變得顯而易見。
如今在中俄聯盟中，俄羅斯正對以前的「蘇聯糧倉」–其前衛星國烏克蘭虎視眈眈，烏克蘭親歐洲執政黨希望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下稱北約)的行動對克里姆林宮來說是一陣威脅，因此有了今天俄烏邊境陳兵的行動。若在戰略考慮上，俄羅斯在中歐動武必然會把世界的注意力集中至俄羅斯身上，而此時就是中共在台海作出行動的最好時機，民主陣營在冬季奧運期間有沒有足夠的注意力投放在台灣，是我們需要關注的。
在美中建交的50週年之時，仔細研讀地緣政治在中歐的發展，才是我們在這50週年給予台灣人的功課，亦是香港人思考如何研判地緣政治的良機。
[1] 蕭行易、羅際芳 (2005) 兩岸關係對我國公民投票法影響之研究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央廣新聞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