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通識科走入歷史!批判力與美好感知同遭剝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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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識科改制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並於去年9月開始實行。(圖:香港政府青少年網站)

隨著香港政府在2020年一聲令下,宣佈改革通識科,不到一年時間通識科已被「斬件另上」,轉生成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社科),並於去年9月開始實行,亦意味自2009年伴隨香港「三三四」新學制而生,曾成為多少莘莘學子高中三年必經階段的通識科,再過今年就將成為絕唱。而今年將面對公開試的中六學生,赫然成為了經歷通識必修的最後一批的「通識末代」。

曾在拔萃女書院任教的通識老師楊子俊,兩年前在筆者的另一個訪問中曾提到,他所任教的中學早在好幾年前起,已經開始逐步於低年級取消校內通識科的「銜接」課程,而那時還未有二零一九的花鳥風月。

所以對於通識之死,二零一九的一場浩浩蕩蕩迎來的新時代是因還是果,其實反而更加謎人,或者說通識的必需死只是時間問題,二零一九剛好是能圓了的藉口。也無必要令一切更體面,反正在老師眼中的「或者未來能做到更完美」,在他們眼中只是「或者未來難做到更完美」。

卻又會此衍生出一個更值得細味的問題。

當年推行「三三四」新學制時,面對通識科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多少社會賢達曾出言護航,將通識描繪得如風花雪月;當十年間可預見的「制度性」問題一一兌現時,是多少老師和學生共同迎刃,犧牲心血時間甚至成績;當十年後通識雖然未達當初所想,卻已有悠然秋色時,權貴欣賞過後感覺有點膩。

然後就沒有然後,推行的前特首大模廝樣地直認失敗,卻那些年的社會賢達以至問責官員,丁點的責任也無需負上,但又多少莘莘學子就淪在了他們自以為的「失敗」中。

訪問的最後曾問過老師們通識孰成孰敗,小說也有十數老師的回應,沒有老師給予一個肯定的立場,就恰如通識科的範本答案——傾向一方,很大程度,但總有自我駁論。其實無人能為通識的成敗作一定論,但如果跳出框架,跳出通識所教會我「批判性思考」的框架,作為一個享受過通識「黃金世代」的過來人,我是如此想著:

我們,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其實正活在最美好的年代,當然是比較上的,即使資訊月異,但是科技日新,我們正享受著多少前人所未有過的便利,那通識科上的六大單元概念,多少的出現都印證著當下世代和時期的美好:對公共衛生的重視、全球化的急速變迭、能源發展終於迎來的環保衝擊、甚至今日個人成長中越見平常的情緒病,無不提醒著我們正身處一個怎樣的時期世代。我不敢說沒有通識,學生們就會對此不再,但世間的美好,從來是先有知道,才能再談珍惜,而這些學生不正被剝奪知道的權利,也就被剝奪珍惜美好的感知。

 

作者》胡戬  前香港網媒編輯,飄洋來台後繼續心繫家園。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央廣新聞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