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爬山–三哥劉文輝—因《駁文革十六條》被槍殺;九弟劉文忠因「同案犯」失去自由十三年
東京、大阪、京都、兵庫四個都府縣發佈第三次新冠疫情緊急事態宣言的這一天,我收到兩本新書《風雨三部曲》與《白茅嶺農場舊事》(劉文忠 李昭 牛隱編著)。
劉文忠是「反文革第一人」劉文輝的弟弟。
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文化廣場召開的萬人慶功會上被中央文革點名後,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
劉文忠的三哥劉文輝(1937-1967)
1957年青年工人劉文輝因「陽謀」被打成「右派」。1961年在浙江嵊泗列島船廠工作的他「偷聽敵台」,了解世界,準備效法赫爾岑,走流亡之路,從海外打通國內自由思想的動脈,打算冒險偷渡到公海,先到日本申請政治避難,然後到美國。但計劃被人告密,1966年被當地法院以「世仇分子,思想本質反動,組織叛國投敵集團,妄圖投靠美帝,背叛祖國,推翻人民政權」之罪, 判決「管制三年」,開除公職,押送回到上海,與早就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的老父親一起掃廁所,清陰溝,接受革命群眾的監督勞動。
文革初期,先知先覺的文輝,一語成讖。他對弟弟說:「這次毛清洗黨內異見分子規模將超越任何一次黨內路線鬥爭」,除了被紅衛兵抄家抄走的兩篇文章之外,奮筆疾書《駁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試圖揭露與警醒人們遏制這場暴力革命。
文章指出:文革是一場大文化浩劫。毛的所謂支持亞非拉輸出革命 ,是完全不顧中國人民的死活。這場革命是鎖國排他主義,反民主自由、反經濟實業運動,必然會走上恐怖專政;號召青年學習胡適精神,解放思想,獨立思考,不要充當法西斯暴力的打手和獨裁者奪權的工具,告誡紅衛兵與工農造反派,毛一旦達到目的之後,你們最終將落得「卸磨殺驢」的下場;此次革命,政權必然要樹立各類「反革命」,以分化人民來轉移視線與對自己的不滿;警醒人們不要被暴君和姦人洗腦;號召知識分子不要屈辱,不要輕易自殺,即使要死,也要學習越南僧侶自焚而喚醒愚昧無知的民眾。未來中國應該學習西方,走非暴力的和平改革開放道路,打開國門,開展洋務運動,搞現代化建設,市場經濟,走多黨合作的民主化道路。
在關於「公器公用,軍隊國家化」等觀點方面,文輝可以說是《零八憲章》的先驅。
從小因小兒麻痺症而腳有殘疾的弟弟劉文忠,最敬佩兄長,19歲的他幫哥哥抄寫複製了這份萬言書帶到杭州,從不同的郵局向全國14所高校寄送。兄弟倆不知道,極權統治下連信紙、信封、郵票都有編號,當局很快就查到了作案人。兄弟倆一同被捕。
文輝在逮捕僅僅四個月就被槍斃之後,當局還向他的老父母收了兩角錢的子彈費。
家人在棉被的夾層發現文輝臨死前留下一封血書:「我在毛的紅色恐怖下不做順民,甘做義士」。
1963年(右)劉文輝與哥哥(左)與奶媽(中間)
監獄大學–音樂家「1598」被槍斃;獄中讀書會;不肯詆毀上帝的基督徒們
而文忠因是哥哥的「同案犯」而坐牢十三年。
自傳體的回憶錄《風雨三部曲》分作三部:《牢獄之災》、《商海搏擊》、《棄商從文》。而《白茅嶺農場舊事》為文忠先生與勞改獄友共同編著。文字無徑曲彎深,無滯累塵腐,字裡行間,坦坦然然,如水中著鹽,一無痕跡,而回味無窮,可謂文品出於人品。
第一部《牢獄之災》可與楊小凱的回憶錄《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精靈》稱雙壁。記錄了在監獄跟隨政治犯學習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廣博知識,多年牢獄,文忠修完「大學」、「碩士」、「博士」的課程。
「牢房內有無數頭朝氣蓬勃,鮮活蹦跳於知識山崖的『虎子』,被我逮了個正著」。
青年文忠從香港商人那裡知道台灣、香港以及全人類不需要毛去解放;聽韓國海員講述航海的奇聞異事以及什麼叫做「世界」;從復旦大學的右派教授那裡學習「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從師範大學的老學者那裡,學習延安整風時代王實味知識精英的自由思想;從牢房裡提審最多的獄友那裡,了解五十年代共產黨內部你死我活的鬥爭;從一位日本教授那裡,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歷史,為什麼中國革命先驅在推翻滿清皇朝的歷程中都去日本求知或政治避難。
轉入新牢房後,文忠又結識了一批新獄友:激烈反對文革的「職業政治犯」:有參加「反革命組織」的大學生、醫生、大學教授,也有擁護文革的政治犯,如造反派頭頭;聯動分子,自認為「革命血統高貴」的高幹子弟,隨著革命革到自己的老子頭上來了 ,才發現所謂「造資產階級的反」不過是一場人為製造的空前災難。
文忠的獄友陸洪恩先生,原上海交響樂團的指揮,音樂家賀綠汀的師弟;他的代號是「1598」。只因為公開反對革命樣板戲,又不肯陷害自己的師兄,遭受無數次的批鬥、毒打、反銬。從陸先生那裡,文忠學習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歷史,聽他講世界音樂大師的故事。此時的陸先生,兩隻耳朵被打得流膿,眼睛呆滯,四十九歲看上去比九十歲的老翁還衰老,被打得遍體鱗傷,毫無動彈之力了,但他「還是常翕動嘴角,低哼著『第九交響曲』等世界名曲,借用人類音樂精華的強力支撐自己氣息奄奄的殘軀」。
一個深夜,音樂家被從牢房拖走。幾天後,看守從門上的小洞塞進來一份《解放日報》:「這就是『1598』的下場」。
著名的音樂家在鎮壓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會後立即被槍斃。
在獄中,遭受各種體罰與毒打的「反革命」們精神上卻是富足的。
在「現行反革命胡兄」的提議下,文忠他們甚至組織了一個「孫文讀書會」。
讀書會崇尚胡適先生的「提倡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提倡懷疑,提倡獨立思考」的精神。大家每次圍繞一個課題,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先知到秦始皇的扼殺百家爭鳴的自由學術思想;討論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從中學習什麼叫人的個性解放,人權尊嚴至上;學習但丁的《神曲》,薄迦丘的《十日談》、彼得拉克的《歌集》,伏爾泰的《哲學通訊》、盧梭的《懺悔錄》,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馬基雅維的《君主論》。一位教授通過講授在拉斐爾的《聖母子》,禮讚禁慾時代的人文主義光輝,談斯大林的獨裁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等。
文忠在讀書會向獄友介紹了曾在三哥指導下讀過的康帕內格的《太陽城》以及空想社會主義者托馬斯·穆捨生取義的故事,鼓舞大家有信心活過黑暗時代。
然而,讀書會最終被「戴罪立功」的人告密,其靈魂人物「胡兄」被判死刑。
在《白茅嶺農場舊事》裡,我們知道這位「胡兄」的大名叫胡懋峰,父親是「歷史反革命」被鎮壓,母親和姐姐被「勞動教養」,自己與弟弟被迫遷到新疆,返回上海後又被街道里弄送去勞教。三次偷渡三次失敗,在安徽白茅嶺農場勞改後於1966年被關進上海第一看守所。「胡兄」英俊帥氣,文學造詣很好,還憑記憶自學英語,生活能力極強,還會開手銬。告訴新犯人對付審訊只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1970年3月,從看守所放出,帶著「反革命」帽子接受管制勞動的文忠,路過徐家匯時看到很多人在圍觀一張處決一批「罪大惡極的反革命」的公報。上面居然有「胡兄」的名字!文忠裝肚子痛向監督小組請假,匆匆忙忙趕往文化廣場。公判大會結束時,文忠看到了敞篷卡車上五花大綁的「胡兄」,脖子上被一根麻繩死死勒著,滿臉充血,卻無法發出一句臨刑前的聲音。「胡兄」腳上穿的正是文輝留著給文忠,文忠又贈送給「胡兄」的那雙舊高幫皮鞋!,
文忠也因此再被收回監獄,多服刑七、八年之久。
就這樣,1970年3月,中國一批優秀青年知識俊才都被殺害了。包括遇羅克、劉鳳祥、張九龍(能)。
楊小凱(楊曦光)認為,這段時間,中央下放「一打三反」運動中批准死刑的權限,所以很短的時間內地方的保守派與地方當局聯手,利用這個機會迅速行動,殺了很多的政治犯。
「胡兄」沒有留下一張照片,被害時只有26歲。
中國思想史上又多了一位失蹤者。
監獄裡關押了很多不肯詆毀上帝的基督徒;從他們那裡,文忠學習宗教知識與文化,學習對神的敬畏;在《白茅嶺農場舊事》中有一章記載了基督教聚會處的倪柝聲主教的難友的回憶,到1967年,倪柝聲已經被關押了十五年,因為不肯放棄信仰,又被加長了5年,直到被主接走。
精通多種外語的盲人金修士的罪名是「宗教走狗、國際間諜」。當局只要他「想得通」,口頭上表示一下向無產階級專政投降,就馬上可以獲得釋放,他寧死不屈,絕不開口求饒。犯人伙食中每週只有禮拜五可以吃到幾塊肉片,但天主教規定禮拜五禁止葷食,看守和訓導員誘導盲人修士可吃回教伙食,開出「悔改」的條件。
甚至連文忠都不忍心看到骨瘦如材的盲人修士得不到任何蛋白質的補充,對修士講古代韓信「胯下之辱」的故事,好漢不吃眼前虧,但盲人修士卻告訴文忠,不要為了活命,為了求生,糟蹋自己的人格。生和死是一回事,上帝全都知道,會安排一切。
文忠出獄後走上信仰之路,因為這位盲人修士「用智慧之光指點我的靈魂」。
楊小凱書中的《聖人君子》也記錄了他認識的一位上帝的使者–虔誠的天主徒李安祥,李安祥本是汽車電器廠的車工,只因為貼了一張大字報,告訴眾人,文革會像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樣,將來在歷史上遺臭萬年,被判十年徒刑。但就是這位早晚禱告,眾人看來非常荒誕的李安祥,在骯髒的牢房內,專心致志用抹布擦地,發明一種原始的紡紗機,幫助缺少衣物的難友,楊小凱在回歸天家的兩年前受洗,在他的見證中敘述了「李安祥是我遇到的第一個保持著對盡善盡美追求的人,那時我對宗教還沒有敬意但從他身上,我看到了上帝的影響」。
這也是文革後基督教在中國復興的原因之一。
四百萬字見證史與「海德公園」的講者
劉文忠先生在寫作。
文忠先生後來成為一名成功的商人。但是2003年秋,一本書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
一位海外朋友送給他一本索爾仁尼琴(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這部描寫蘇共專制下的集中營生活的非虛構小說使得他「淚流滿面」,他想起了三哥文輝曾經的夢想,一生都在掙脫專制的藩籬,試圖去呼吸自由的空氣。
文忠放棄了商業經營,拄著拐杖,背負著著哥哥的靈魂上路,走遍一百多個國家,比較「東風」與「西風」各國的政治制度、人權信仰,倫理道德,思想文化;思考獨裁者的「世界革命」的本質,思考基於基督教理念的普世價值到底是什麼原因能獲得人心?
文忠先生不會拼音,他用鼠標手寫出包括本文介紹的兩本書之外,還有《風雨人生路》、《反思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一個文革受難者的新海國圖志》、《「反思吧!中國」,一個基督徒殘疾老人行走百國》等四百萬文字非虛構作品,自費在澳門出版,送給性情中的朋友,這是他見證歷史的豐碑—又一個中國的古拉格群島的故事。
文忠先生無數次夢想,將來的中國能有一個像海德公園一樣人民能自由演講的論壇,這也是文輝的夢想。
這十幾年,他駕駛著那輛插著美國星條國旗的殘疾車,奔走在復興、魯迅、東安、中山等上海的公園內的「公民民主論壇」演講,用理性而平易的語言分享國外旅行見聞、歷史真相,宣傳基督普世價值觀。為此,他多次受到「維穩」部門的重點警告、傳訊、威脅甚至肉體迫害。
這些公園的「聊天角」,聚集了很多自由思想的憧憬者與踐行者。因此除了當局的網絡監控之外,經常受到有關部門的「鬼點子關照」,比如小恩小惠利誘,組織里弄的幹部與黨員群眾來搶占場子,唱紅歌會,跳舞會,放高音喇叭,或「消防宣傳」、「衛生宣傳」、或者派人偷偷錄音,拍照,動用警力驅散「公民論壇」。
公園獨立思考的公民自製各種徽章。2017年6月,劉曉波病危時,公民通過網絡發起佩戴為劉曉波祈福的徽章的行動,但被警察取締。
到處都是監視的「眼睛」。
2018年冬天,文忠先生在虹口公園同朋友們聊天之後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用暴力從殘疾車上拖下來塞進警車,關進一座不知名的樓房裡的鐵籠子裡。
儘管文忠先生有合法的澳門居住權以及國際出版書號,但仍然被以「非法出版」的罪名沒收書籍,筆錄審訊、高壓恐嚇。一切竟然發生在國家法制宣傳日的前夕。
留給後世的最高遺產—金錢?功業?思想?還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
劉文忠先生開著他的殘疾車為宣傳普世價值而奔波。
《風雨三部曲》的最後有這麼平實的幾句話:寫這本書的目的,我想告知九泉之下的哥哥,弟弟沒有辜負他的願望,我一直在民間推動中國的憲政、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權而奮鬥。另外,也是為孫子,我想告訴我的孫子,爺爺上天堂前,給他留下一筆比金錢更珍貴,更有意義的精神遺產,希望他長大後也能獨立思考,學會反思,做一個知道真相、有良知有骨氣的中國人。
我想起日本著名的基督徒思想家內村鑒三先生(1861-1930)一百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留給後世最高的遺產》。明治27年,內村鑒三33歲,再婚後的他,剛好女兒誕生。就在三年前,因內村鑒三拒絕於對天皇署名的教育敕語進行宗教禮拜的「不敬事件」而被視作「國賊」,幾經輾轉,經濟困頓。此時正值日俄戰爭前夕,個人立身出世主義風潮盛行。這一年,他在箱根的基督徒第六期暑假學習班上,援用古詩「天地無始終,人生有生死,安得類古人,千載列青史」開頭,談到人們留給後世的第一樣是「金錢」,第二樣是「功業」,如果這兩樣都沒有,可以通過教育與寫作而留下「思想」,而最重要的是「勇敢而高尚的生涯」,才是最高的遺產。
文忠先生,正是這樣的踐行者。
新聞引據:採訪
撰稿編輯:新聞編輯
央廣新聞原文